延安整风系列开篇的时候，我们简单介绍了一些有关康生的事。

但在那篇文章里，笔者并没有详细剖析康生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，只是给了一个模板的说法。

人们对康生的印象是比较差的，也是比较统一的，都认为他是一个不择手段残害同志的阴险狡诈小人。

然而仅仅用阴险、残酷来形容康生，是不能看到其全貌的。

康生是一个很复杂，也很矛盾的人。

康生知识广博，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，几乎无所不通。

尤其在书法一道上成就很高，哪怕你不认可康生的为人，也得捏鼻子承认康生的字确实有大家风范。

除了字之外，康生画的画，刻的章都很厉害，除此之外，他对中国古代的书籍，戏曲史之类，也是行家里手。

按理说，这样一个喜欢研究文艺的人，性格里应该有和善的一面，但在历史上，康生的性格和处事手段，确实有残酷的一面。

他在艺术方面的造诣，跟他骨子里的那种阴狠，显得格格不入。

此外，康生死后极尽哀荣，该拿到的头衔一个没少，给了很高的荣誉。

结果后来不仅把他的悼词撤回了，还永久开除了他的党籍，将其钉在了耻辱柱上。

这种强烈的前后反差，不仅没有消除人们对康生的疑惑，反而让康生显得更加神秘了。

这篇文章，我们就来探探康生的老底，看能不能揭开蒙在康生身上的神秘面纱。

全文8500字，阅读需要15分钟。

01

康生在历史上，有三段出风头的时期。

第一段是延安整风时期，第二段是中苏论战时期，第三段就是那十年。

这三段是不是孤立的，是关联在一起的。

从康生一生的轨迹来看，延安整风期间成为主要整风主要负责人，为他后来“官运亨通”的政治生涯，奠定了非常深厚的基础。

但我们都晓得，教员发动延安整风，就是冲着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去的。

在此之前，康生是跟着王明混的，如果按照常理发展，康生也是要做自我批评的人。

为啥历史反着来了？

康生不仅成功跟王明划清界限了，甚至还反客为主，成为审干肃反的主要负责人。

这就是康生的厉害之处，他是一个情商和智商都极高的人。

在关键时刻，他总能审时度势，做出最正确的判断，站对立场。

从康生出道以来，在站队方面，他就没有失过手，而且职位升的非常快。

我在读康生的材料时，感到他是一个非常懂体制内游戏玩法的人。

非常懂如何跟关键人物拉进关系，对所处环境也有极强的感知力和掌控力。

这可能跟康生的家庭有关系，康生出生于山东诸城大台乡的一个地主家庭。

康生太爷爷那一辈是大地主，家里有几百亩地，传到康生他父亲这一辈的时候，家道虽已中落，可依然有近百亩地用来收租。（康生年表）

康生从小就接受了完整的儒家教育，而他的家庭让他从小就接触到了很多有关地主阶级的知识，对于人际往来，要比工农出身的人懂得更多。

1925年，康生离开诸城来到上海，随后不久他就进入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就读。

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，是我党当时在上海最重要的活动中心。

甚至这个系都是国共两党走了各种关系后，才合作办起来的，中共很多高级领导都在这里挂职教书。

也就是说，康生从新手村出来后，没有浪费一秒钟，直接就进入了最终团队的预备队。

进入上海大学当年，他就入党了。

1926年，康生就升任为上海大学中共特支委员会书记。

1927年初，康生到沪东区任中共区委书记，在此期间，康生参与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。

1928年，康生就当上了江苏省省委委员，后来又兼任省委组织部部长。

其他大佬从新手村出来后，大多都是到苏联转一圈镀一层金后，才能爬的这么快。

但康生从新手村出来后，直接三连跳，一年一个大台阶。

你注意，这中间还发生了四一二政变，当时很多同志被捕杀，党内也出现了很多叛徒，搞得人心惶惶。

也就是那个时候，中共开始转向，行为决策开始变得偏激，党内很多成分不好的同志，也都上了观察名单，开始强调出身成分，工人出身的干部被迅速提到高位。

而康生是地主家庭出身，尽管如此，他依然在1927年后完成了职位升级，从地区负责人，升级为省领导。

这说明什么？

说明康生当时肯定备受领导信任，认为他立场坚定，而且能力出众，不然不会逆势往上走。

同时，也说明康生是有立场的，不是纯粹的投机小人，不然早就背叛革命，反戈一击了。

这是一个人的矛盾之处。

02

1928年7月，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。

当时，向忠发凭借自己的工人身份，当选为总书记，但他没啥能力，先一步回国的李立三拿到了实际控制权。

当时党中央在江西省，李立三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，想要拿下江西省委的控制权，要改组省委，这期间康生帮了李立三大忙。

随后康生被提拔为为中央组织部秘书长。

可能有人会说，康生升的这么快，不是他会专营懂得讨领导欢心，而是当时缺人，而康生的能力又摆在这里，所以才升得快。

可以做个对比，王明是1929年回国的，他回来前已经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领袖了，回来的时候，米夫还特地打了招呼。

结果在苏联求学4年的王明回国后，只让他负责上海中共沪西区委作宣传工作，连领导都不是。

而康生入党第二年，就已经是沪东区书记了。

人比人气死人。

此前，康生只在上海大学学了一年，也没有什么背景，在诸城的时候，只是一个高小老师，也不认识什么大佬，况且他的出身也不怎么好。

但这恰恰就是康生的可怕之处，他好像天生就适合在大组织内混，领导就是看他顺眼，就是愿意提拔他。

1930年6月份的时候，李立三头脑发昏，不顾事实，坚持攻打大城市，并定下了“会师长江，饮马武汉”的目标，在全国各地疯狂搞暴动，造成了很大伤亡。

但凡理智的一点的人，都知道李立三已经昏头了，当时周恩来、何孟雄等人极力反对他。

可李立三一意孤行，睁着眼说瞎话，非说革命高潮马上就要到来了，不久就能胜利了。

在一片反对声中，唯独康生坚定支持李立三。

难道说康生看不出李立三的问题所在吗？

我认为他很清楚，只是装作不清楚。

当年9月，瞿秋白就从莫斯科带回了共产国际指示，批评了李立三。

当发现李立三倒台了之后，康生立即转向，自愿检举李立三的错误言行，从而被补选为中央审查委员。

关键词是补选。

这就说明，康生很清楚李立三的问题在哪，能说出个一二三来，不然凭什么补选他？

随后，王明异军突起，康生选择依附王明。

1931年初，王明跟米夫想要重新召开一次全会，把王明塞进领导层，可当时的上海出现了很严重的白色恐怖，连正常活动都很艰难。

这个时候，康生主动请缨，操办六届四中全的事宜。

康生的能力真不是吹出来的，而是干出来的，他负责的事，除了牵连甚广，手段狠辣之外，还真没啥漏洞。

在他的组织下，六届四中全很顺利的召开了，安全和组织方面没有出现半点差错。

当王明上台后，康生也拿到了奖励，被提拔为中央组织部部长。

一个啥背景都没有，成分还不太好的的年轻人，既不是元老，也没有走留苏背景通道，只用了6年，就成为中央实权人物了。

这可不是单纯拍马屁就能做到的。

几个月后，顾顺章叛变，陈云、潘汉年和康生接管特科领导工作。

1932年陈云到中央苏区后，康生担任情报和反特战线的主要领导责任。

负责这一块工作的领导，能力不一定是最强的，但政治立场一定是最坚定的。

但凡在立场上有一丝一毫的可怀疑之处，必定不会让他负责这一块。

其他人又不傻，不会把自己的性命，交给一个不可靠的人来保护。

从侧面说明在平常工作中，康生可能通过多种方式来体现自己的坚定立场，包括不限于，说狠话，做狠事，对敌人赶尽杀绝，对叛徒下最狠的手。

也就是说，康生进入职场后，打造了一个工作能力强、立场坚定的人设，而且很成功。

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康生站队的行为，自然可以说他是趋炎附势，见风使舵，但反过来，也可以说他立场坚定，不搞宗派主义。

一个相同的事实，却能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。

人生如戏，全看演技。

李立三信任康生，王明信任康生，教员也信任康生。

没有人是傻子，谁都看到了康生的转向。

但康生就是能让人再次信任他，这就是本事，天大的本事。

03

康生不一定是个好人，但他一定是个聪明人。

康生精通的东西，有时候到了不能想象的程度。

康生不仅懂京戏，他甚至还会打小鼓，这个小鼓不是一般人能打的，在京戏这行当，小鼓就是指挥，需要对整场戏有很强的把握能力。

1938年，在延安纪念建党17周年的时候，康生就在中央党校纪念大会上，露了一手，打起了小鼓。

康生有时候，还会跟年轻下属说中国古代的文化，比如提起《西厢记》，康生能给他们分析王实甫和董解元的《西厢记》异同，说到哪，就能哇哇背出原文来。

我看到这个材料的时候，很惊讶。

康生长期负责特科工作，这是一件极其耗费心神，需要投入大量时间的工作。

他哪来的时间，去学这些的？

只能说明，康生这个人脑子好用，记忆力强，学什么都快。

那个年代的大佬们，好像都有这种本领，善于挤时间，善于学习。

教员他们自不用说，就拿郭沫若举例子，郭沫若也需要负责很多事，日常工作很忙，但他的生产力却惊人的高。

除了干革命宣传工作之外，他在甲骨文、金文、古代思想史、古籍、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上，都是首屈一指的大师级人物。

普通人哪怕穷其一生，在一个领域研究出点东西就算了不起了，而郭沫若却能样样精通。

郭沫若创作的时候，提笔就写，写《屈原》用了10天，《蔡文姬》写了7天，《虎符》10天写成，这些不是粗制滥造的东西，都是精品。

1938年，在长沙，一位茶房工人赞他赋诗“就象我们扫地似的”容易，郭沫若闻一言，遂大笑，笑毕一绝诗又已成。

不得不承认，人与人之间是有差别的。

郭沫若的成就已经如此高了，可康生依然看不上他，觉得这个人才华不行。

可见康生在文化方面自负到了什么程度。

像康生这种人，不能简单的用脸谱化的标签来看他，不然就被他耍了。

康生总是以“左”的面目出现，情绪高昂，手段狠辣无情，一出场就要下狠手，就要疑罪重判。

但他总是能在需要转弯的时候，及时转过弯来，重新确立自己的立场。

在需要展现柔情的时候，比谁都热情，比谁都能放得下架子。

他的种种表现，都给我一种有意而为之的感觉。

换句话说，康生其实什么都知道，什么都明白，但他依然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方案。

03

1947年的时候，康生带队到晋西北领导土改实验工作。

他到了地方后，搞了很多措施，弄得当地政府有很大的牢骚，却又没有人敢直接说，都是拐着弯的跟杨尚昆叶剑英等人反映情绪。

毕竟康生是政治局委员，还是长期负责社会部，管情报和反敌工作的，大家都害怕被扣上右倾的帽子。

尽管康生的实验惹出了很多问题，却依然没有人敢提意见。

康生是怎么干的呢？

首先他同意并发展了“化形地主”，啥叫化形地主呢？

通常来说，化形地主是指那些为了逃避批斗，主动改换身份的地主。

但在康生这里，又有了新说法，只要你祖上三代有地主，哪怕到你这代没落了，穷得叮当响了，也不认账，认定你是装穷。

这一手，就把很多人拉进火坑了，明明是穷人，却因为祖上富过，被当成“化形地主”斗。

为啥搞出来一个化形地主呢？

因为要挖地，也就查“地财”，有一些人把银元什么的藏在地里，但到这康生这里，又升级了，连人家祖坟都要挖。

抓到化形地主后，就要逼问人家，把财宝藏哪了，不说的就要当成地主斗。

在一个叫郝家坡的村子里，被逼死了好几个人。

连人家祖坟都要挖，没有真的地主，弄出来一个化形地主拉出来批斗，还把人逼死了。

康生不是傻子，他把事情搞得这么难看，那事情做的这么绝，这就是他的用心之处，或者说求生之道。

因为这样做安全，政治立场上非常安全。

当时毛岸英跟着康生一起做土改工作，他经常有意无意提醒教导毛岸英写信给教员，信中穿插着讲一些土改的工作。

其实就是在教员面前，增加自己的曝光度。

你以为康生不晓得自己的行为，是很残酷的？

其实他啥都明白。

曾彦修当时是土改团的团员，在朔县负责土改工作，团长康生在临县。

曾彦修在朔县执行的土改政策的时候，跟康生的指示不一样，政策上有很大区别。

当时，康生让他去单独汇报工作。

曾彦修心里很害怕，去汇报的时候，带了三包土一包窝窝头。

等康生秘书凌云让他进去汇报的时候，没想到，康生先讲了自己的工作，然后才让曾彦修汇报。

曾彦修汇报的主要内容，就是老百姓对分田地不感兴趣，为啥不感兴趣？

他首先打开了第一包土，其实是沙，说这个沙占全村土地面积百分之九十以上，分给老百姓十几二十亩，老百姓看都不去看。

第二包也是沙，只不过稍微带点土，曾彦修说这种土质占全村百分之六七。

最后一包是可以种庄稼的沙土，只占百分之二三。

也就是说，他那个地方九成以上的土地，都不能耕种，所以老百姓根本不关心土改工作。

最后一包窝窝头打开的时候，康生问：“这是老百姓吃的？”

曾彦修老实回到：“老百姓还吃不到呢，是县委吃的，也是我住县委时吃的。”

随后，曾彦修又补充到，他们那个村没有地主，只有两个富农，全都是自己耕种，不雇人。

批斗那一套，弄不起来，常规土改方法无法调动老百姓的积极性。

其实，曾彦修的汇报，就间接解释了，为啥康生要在自己的试验区，搞“化形地主”，因为这些地方实在太穷了，根本没有富裕点的家庭。

但要是没有地主，又哪来的业绩呢？

因此康生才搞了这一套，没有业绩，强行刷业绩，把人家祖上三代都算上了。

曾彦修说了实话，康生却没有发怒，也没有给他扣右倾的帽子，只是说他是“书呆子”。

反而，康生还挺欣赏曾彦修的，后来中苏论战的时候，康生还曾想过调曾彦修过来，给他找资料。

这说明什么？

说明，康生很明白自己在做什么，很清楚自己的土改政策是不正常的，但他就是没有任何道德负担。

哪怕曾彦修如实汇报了之后，康生也没有调整自己的政策，只是说他是“书呆子”，暗示他不晓得变通。

此前康生接替邓子恢领导山东的土改工作时，也是差不多。

土改之前，一般要进行整党工作。

张云逸、邓子恢在的时候是根据政策推行搞整党，而康生一接手，就对渤海区党委书记和胶东区党委书记下狠手，把这两个书记整的人不人鬼不鬼。

后到的于光远他们，听毛岸英讲，整的有点厉害，一个政治局委员竟然用了很多不正常的手段去整地方领导，把毛岸英都惊住了。

康生这个人做事，对下面的人不讲规矩，只要他接手的工作，基本上都按照审查特务的那一套去推进度，事情抓的少，抓人整人干得多。

可见，种种迹象都表明，康生这个人的能力很高，但他的道德品性是有问题的。

在搞残酷审判这一套的时候没啥心理负担，道德对他的约束力太小。

从朔县的事，就能看出来，康生的残酷是一种理智的残酷，他不怎么关注别人痛不痛苦。

但他却知道自己的行为哪里有问题，也能听得进正确的意见，是个聪明人，可他就是不改。

这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，本性如此。

04

凡是干保卫反特工作的，第一条就是精明，第二条就是敏感。

康生在这方面无疑是极为优秀的。

但要是一个精明、敏感的人，心术不正，把这些特质用到专营权力上去，也是很可怕的。

师哲在回忆录里提到康生时，提到了一些旧事。

1940年3月，师哲跟随周恩来和任弼时，从莫斯科回到延安，那个时候康生住在枣园。

当时还带回来了一批俄文书报，周恩来就开了一个名单，把这些书报分门别类送给有需要的单位，师哲负责执行这个任务。

所有收到东西的单位，都没有啥反应，都视作正常的工作，唯独康生不一样。

他打听这些东西是谁分送到他那里的，打听还有什么东西，都是怎么分配的？

他还很好奇师哲的底细，打听到了师哲不少事。

经过一番信息收集，康生发现师哲是一个关键人物，他不仅有可能要继续回共产国际工作，还是任弼时的政治秘书，同时兼任中央和教员的俄语翻译。

这是一个可以影响关键人物的关键人物。

所以，康生夫妇对师哲表现的很热情，先是邀请他到枣园吃饭，师哲觉得吃饭没啥意思，没有去。

1941年的时候，教员搬到枣园住，康生他们就搬到杨家岭居住，跟任弼时住的比较近，也就经常能接触到师哲。

康生的老婆曹轶欧最喜欢当媒人，只要他们夫妇觉得有拉拢价值的单身汉，都会想办法给介绍对象。

搬到杨家岭后，曹轶欧跟师哲来往频繁，对他很是关心和爱护，表现的很热情，还要给他做媒，介绍老婆。

师哲自己也说，当时他是很领情的，别人这么热情对待你、爱护你，还无私的帮你解决私人问题，自然是比较感动的。

那几年，康生一家跟师哲保持了很密切的接触，来往频繁。

来往多了，难免会吐露一两句真言，有一次康生跟师哲聊天的时候，就说出了自己的人际关系方法论。

他说：“要在中国的社会上搞好关系、站住脚、能发迹，就得重视两条渠道：一是教书，建立师生关系；二是说媒，成全男女间的好事。这不仅可以获得对你的好感，甚至可以成为长期友谊和恩典的基础。”

康生的这番言论，话糙理不糙。

师哲后知后觉，才明白自己原来是人家“站住脚，能发迹”的利用对象。

对于能帮到自己的人，营造良好的人际关系，对于对自己有危害的人，不管有没有问题，都要将其打倒。

但他这番做派，又跟他领导具体工作的行为风格不一致。

对下面是无所谓过不过分的态度，对上面却是热情洋溢，心细如麻。

像康生这样能力强，擅于跟领导搞好关系，对上面一套，对下面一套的人，不管在哪里，爬的都很快。

底下的人对他恨得牙痒痒，上面的人却很喜欢他，在大型企业里有很多这样的人。

老实人碰到康生这样的，要躲远点，不然连渣都不剩，被人卖了还给人数钱。

康生这个人，经常抓其他人的小辫子，自然也害怕其他人抓自己的小辫子。

历史上，跟康生有紧密联系的秘书等工作人员，知道他早期底细的好友，基本上都成了康生的防范打击对象。

匡亚明跟康生是上海大学的同学，后来顾顺章叛变后，匡亚明被捕入狱，一直到国共第二次合作，匡亚明才出狱回到延安。

匡亚明想投奔康生，康生一开始也接纳了他，让他当自己的秘书。

结果在延安时期匡亚明在一些事上，认为康生做的过分，说了几句意见，就把康生惹怒了，WG一开始，匡亚明就被康生打成“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”。

最惨的是沙韬，他曾在1948年到1950年间担任康生的秘书。

康生在华北工作的时候，让社会部给他挑选一个秘书，李克农最后选了沙韬，结果这小伙子在工作的时候，犯了一次错，误拆了曹轶欧给康生写的信。

出现错误后，他立马就跟康生检讨了。可事后的检讨，在康生眼里是不算数的，他的猜疑心很重。

因为这个事，康生和曹轶欧夫妇俩，认定沙韬是李克农派过来监视他们夫妇的特务，要治他的罪。

但这个事被李克农和杨尚昆压下来了，把沙韬收回，又重新给他安排了工作。

可康生就没有忘记过沙韬，后来他发现沙韬还在正常工作，要彻底审查他，事情一直闹到刘少奇那里。

等到1967年的时候，康生旧事重提，又围绕沙韬把刘少奇、李克农、杨尚昆串起来了，弄出来了一个很大的罪名，原来社会部的工作人员，很多都因为这个事被冲击了。

康生以前很信任的秘书凌云，在那十年，也被康生当成特殊抓起来了，凌云跟康生的关系还是挺好的。

解放前，解放后，凌云都紧跟康生，还解决过康生两口子的家庭矛盾，可以说是康生的自己人了。

结果WG开始后，凌云就被康生抓起来送进秦城监狱关起来了，一关就是八年。

他是被康生点名抓起来的，凌云自己也觉得莫名其妙，不知道康生为什么要这么做，给他关起来后，既不迫害他，也不管他问他，就是单纯的关起来。

凌云的遭遇，最能反映康生的内心世界。

这说明康生的心思十分缜密，但凡对他有威胁的人和事，他都要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。

哪怕只是有这种可能，康生都不会放松警惕。

这就是康生的生存哲学。

05

毫无疑问，康生是一个能力很高，也为革命做出过很多贡献的人。

中苏论战，就算是现在看来，也是他一生中的高光时刻。

要是康生后半生都搞理论工作，只负责空对空的作战，说不定他能收获不少美名。

但他为了保护自己的政治地位，不惜迫害人，把其他人的苦难当成自己的上升台阶。

这是很可怕的，队伍里要是有这样的人，谁也不会感到踏实，总感到如芒在背。

后来高层修改了对康生的评价，将他钉在耻辱柱上，成了彻彻底底的反面人物。

“康生以其工于趋炎附势、善于见风使舵、惯造冤假错案、擅长乱中获利的“精湛”技艺成为我党历史上一个令人闻之色变、见之惊悸的政治幽灵。”

死人的事，是做给活人看的。

康生跟上层的大多领导，关系其实都不错，他跟周和邓的关系都很好，邓复出的时候，就把康生的秘书李鑫调到自己的调研室工作，还保过他。

一个真正的聪明人不会把自己搞成孤家寡人的。

但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几次中央会议上，有大佬点了康生的名，一定要对他的错误进行批判。

修改对康生的评价，对他本人的人生体验并没有多少影响，甚至从康生的角度来看，他的人生还很成功的。

一方面WG结束后，很多人都需要一个情绪发泄口，而康生无疑是一个合适人选。

因此在宣传上，难免有些地方会夸大其词，以讹传讹的现象出现。

另一方面，康生为了个人成功，破坏了组织的生命力。

趋炎附势、善于见风使舵都不是重点。

制造冤假错案，也只是康生达成目的的一种手段。

擅长乱中获利，才是康生最大的问题。

乱中取胜原本是一种智慧，康生却把这种智慧，变成了自己的杀手锏，没有乱，他也要制造混乱，有小乱，他要制造大乱。

康生出道的时候，头三年是靠自己能力升职，后来的升职，次次都靠放大混乱。

1931年，康生成了王明的组织部部长后，用强硬手段插手各根据地的领导班子改组，加剧了各根据地的混乱。

到了共产国际工作后，在反托派斗争中，很多中国同志被捕杀，康生负有很大责任，这是王明说的。

延安整风期间也是如此，王实味案最后被康生放大成了五人反党集团案，随后又弄出了张克勤案、红旗党案。

紧接着又大搞抢救失足者运动，混乱程度一波胜过一波。

那十年，康生这个混乱放大器，也搞出来很多冤假错案。

一党执政，在处理党内矛盾的时候，原本就存在容易引起对立攻击的弱点。

这种弱点要是碰到了康生这种人，就会无限放大，造成很严重的后果。

这可能就是康生身上存在的最大问题。

其他的标签，反倒掩盖了这个问题。